經過千辛萬苦，雄心勃勃者終于成功攀上高位。無論是通過家族繼承、職業經理人制度，還是“宮斗”成功上位，他終于奪取了權力，成為了執掌人頭的領導者。現在他面臨著一個新挑戰：如何緊緊掌權。
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與維持大權所需的本領完全不同。不僅如此，權力的生存法則與統治得當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總是相同的。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曾經簡潔明了地描繪了那些攀上權力頂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頂，王座就是你的安坐之處，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動別動。你以前所有經歷的人生不過是在等待你成為國王，現在你已經是國王，你只需要統治。沒有這長久的等待如何來統治？等到你被廢黜，那時，你不得不與王座、權杖、王冠和你的腦袋告別。”
那么，一位新上位的統治者該做什么來保住他的（或她的）腦袋？一個好的起點就是強化支持者聯盟。這看起來是個著實簡單的任務。畢竟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支持者聯盟去擊退對手，一個人不可能攀上權力頂峰。然而，一個聰明的領導人不會過分依賴幫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從前的統治者之后，他們遲早會意識到他們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
一名老謀深算的新領導人會迅速采取行動將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換成那些所獲利益更能確保其未來忠誠度的人。只有在開除、清洗、收縮某些特定的關鍵支持之后，一名領導人的未來權位才有保障。
不僅對獨裁者來說是這樣。在似乎不那么殘酷的商業世界里，建立一個修正后的聯盟是同樣迫切的要求。
追求人頭數的治理方式
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與國家領導人一樣面臨下臺的風險。由于易受政變攻擊，他們需要調整公司內的聯盟（通常由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組成），引進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潛在的麻煩制造者。一般情況下，他們有大把的人可供挑選，也有豐富的經驗做各種決策。但與國家領導人一樣，他們會遭遇繼承聯盟內某些成員的挑戰，這些人很難搞定。
大多數公開上市的企業都有千百萬可互相替代者（股民），一個人數少而股份多的有影響者集團（大的個人股東和機構股東），以及一個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一般不超過10~15人。在這么小的一個團體里，哪怕成員人數有極微小的變動都會引起公司運作的深刻后果。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對惠普公司來說尤其正確，因為正如在所有的公司，聯盟成員人數的微小變動會導致公司給的預期報酬占比的巨大變化。
我們可以按照成員人數來衡量公司聯盟的規模，也可以按照他們占有的股權多少來衡量。在惠普公司里，不可或缺者集團和有影響者集團只占所有選擇人的極小部分，因為公司的創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家族保持著大量股份，長年以來這一情況與福特汽車、賀曼等不少其他公司相似。
與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樣，參與一家企業也可以獲得利益。這些利益可以是給所有人的回報，也可以是只付給不可或缺者的私人報酬。在公司背景下，私人利益通常的表現形式有薪水、額外津貼和股票期權。而給所有人的回報，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稱的“公共物品”，則采取股息（每股數量相同）和股價上漲的形式。對首席執行官來說，當致勝聯盟很大時，通過私人報酬來收買不可或缺者的忠誠就不是一種劃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
聯盟成員通常都渴望獲得私人好處。然而，非常大的股東更青睞股息和股價上漲而不是私人報償，但他們恰好也是致勝聯盟的一員，這使他們成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惠普公司恰恰就是這種情況，威廉·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家族擁有著舉足輕重的股份。
在一個公司里，到底是誰構成了不可或缺之人？這個聯盟通常包括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里的少數人。這些董事來自高級管理人員、大機構股東、首席執行官親自選定的朋友和親戚（當然一般都冠以公民領袖之名）以及首席執行官本人。
按照研究公司的經濟學家的術語，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可分為內部人士（雇員）、灰色成員（朋友和親戚）和外部人士。任何公司的董事會職責之一就是任命、留用或免除首席執行官。一般來說，首席執行官的任期都很長，至少惠普的第一任首席執行官和創始人戴維·帕卡德是這樣的。
顯而易見的是，任何牽涉到罷免上任首席執行官的董事會成員，都有可能對新任首席執行官造成麻煩。既然曾經是“政變”發動者，毫無疑問他們在形勢所迫之下隨時有可能再來一次。這里所說的形勢無非就是首席執行官開始實施一個或多個統治規則，特別是當這些規則的實施損害到了他們的利益。
對首席執行官任期長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首席執行官與董事會成員的個人關系越緊密任期就越長。正如在獨裁國家子女可能成為受寵的權力繼承者一樣，首席執行官上臺后會預期朋友、親戚和同事將是更忠誠的支持者。
越多的外部人士進入董事會一般來說就會轉化為對投資者的更多回報，也就是對所有人都有好處。與此同時，首席執行官面臨的風險卻將增大。因為首席執行官的利益與投資者的利益極少相同，首席執行官巴不得董事會里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
公司里的麻煩，特別是那些嚴重到足以扳倒現任首席執行官的問題會激起董事會的關注和加強監管，這會讓現有的聯盟變得不那么可靠。不僅如此，在前任首席執行官被罷免之后，新的接替者在建立和調整董事會時可能會遇到真正的阻礙。畢竟，舊董事會成員罷黜前任首席執行官，可不是為了讓新首席執行官干這個。凡是長命的首席執行官都在這點上獲得了成功。
讓關鍵者保持失衡狀態
工作表現優異并不足以確保政治生存。這一點不管是掌管一家企業、一家慈善基金會或一國政府都成立。一名領導人的工作表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的在位時間，這是一個高度主觀性的問題。
可能有人想當然認為，在由關鍵支持者組成的聯盟里擁有能夠盡職盡責執行領導人政策的能人很重要。但實際上獨裁統治與好的統治毫無關系。獨裁統治只關心對領導人有利的東西，不關心對人民有利的東西。事實上，擁有能干的部長或能干的董事會成員是很危險的錯誤。畢竟，能人是潛在（以及潛在有能耐的）對手。
一個聯盟最重要的三個特征是：1.忠誠，2.忠誠，3.忠誠。成功的領導人讓周圍充滿自己信賴的朋友和家人，而將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
政治邏輯這個方面的意義十分深遠，特別是在小聯盟的體制下。獨裁統治者不需要西點軍校畢業生來保護他們，一旦掌權，他們會很明智地讓周圍充滿來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員，將他們安置在最重要的崗位上,與權力、與金錢有關的崗位，挪開任何有可能成為對手的人。
無論一名專制統治者將他的聯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讓聯盟本身失衡。熟悉會產生蔑視。牢固掌權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聯盟規模本身失衡，并且至關重要的是，讓聯盟里的每個人都意識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經常看到專制國家里也搞定期選舉，所有人都知道這些選舉根本不算數，然而人們還是要隨大流。操縱下的結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這樣的選舉何來合法性？操縱下的選舉是對有能力的政治家們的警告：如果他們不緊跟領袖的步伐，他們是可拋棄的。
事實上，世界上任何公開上市的公司采取的都是極易被操縱的選舉制度，理由也大致相似。這種體制加上一個人員緊湊的董事會，是確保表現糟糕的首席執行官幾乎從來不會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
讓聯盟成員處于失衡狀態的要義是，確保他們的忠誠可以通過收買得到，并讓他們知道一旦他們的可靠度存疑，他們會被人取代。在大多數獨裁者那里，處死敵者是經久不衰的做法。當一家公司因為一位新任首席執行官而發生變動時，無一例外我們會看到類似的行為，盡管版本會好一些。盡管首席執行官名義上要對董事會負責，但新首席執行官上任之后對董事會進行改組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正所謂本末倒置、反客為主。
行使和平表決權
集團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國家是普遍現象。過去在政黨機器控制下的美國大城市里這也是常態。比如說在紐約市，坦慕尼協會影響下的街區會集體投票給民主黨。印度現在的很多選區遵循著與過去坦慕尼協會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說，一個由地方名流或鄉紳組成的小團體可以統合整個社區投票，為自己換得極大的回報。
集團投票表面上采取民主的制度形式，這使它們看上去很像公開上市交易的企業。每個投票者或股東名義上都有投票權，但實際上，所有權力集中在少數關鍵人物手上，他們控制著大量股東選票或村民的選票。
集團投票導致名義上具有大聯盟的民主制，實際上像獨裁制那樣運行，它使有影響者的數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實質影響力的人，大大少于名義選擇人的剩余部分。由于這是勝選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公司里的首席執行官們應該學習政客是如何做的。
傳統觀點認為，新生的民主國家盛行私人庇蔭制，在其中，政客們對個人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用出賣選票換取庇蔭來解釋選舉欺詐結果比較省事，但不完整。首先，政黨不可能賄賂到足夠多的人；其次，一旦進入了投票站，選民有可能食言。盡管關于政黨曾經如何想方設法監督投票行為我們可以寫出一整本書，現實是，當今世界投票一般采取匿名的方式，至少在真正的民主國家是這樣。
在集團的層次上，賄賂選民遠遠有效得多。現實情況是，由于選民人數眾多，任何單個選民的投票能夠產生影響的機會微乎其微。然而，比起誰能贏得選舉這個問題，選民們在有關哪里能建起醫院或誰的街道能得到清掃的問題上，影響力要大得多。
通過獎賞支持度最高的群體，能夠激勵單個選民遵循他所在群體的領導人的選擇，無論是村里的長老、選區組織者、教會領袖還是工會主席。真正的決定是由能夠掌控集團投票的領導人做出的。他們是真正的有影響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獎賞通常是在他們之中流動，這樣他們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給到人民身上。
當然，領導人除了使用胡蘿卜之外，也可以使用大棒。李光耀從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統治新加坡，我們認為他是全球在位時間最久的總理。他的人民行動黨控制著選舉，這種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賴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強化。每到選舉，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街區會被削減公屋分配和維護。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權運作方式和集團投票一樣。我們可以持有股票并在股東大會上投票，然而，除開一些非常有錢的極少數人之外，我們的投票無足輕重，我們的到場多此一舉。因此我們通過互惠基金和養老基金來持有股票（也有一些稅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需要這么做，但想想誰有動機去游說制定這些規定呢）。
這些機構投資者，正如村里的長老一樣，具有足夠的影響力使得CEO們要巴結他們。但比起通過優異的股市表現使一名機構投資者代表的廣大小股民也能受惠，通過私人好處來收買該機構投資者的成本要小得多，比如董事會薪酬。
那么，如果選舉是公平的，并且敗選的風險在升高時，一名政客會怎么做呢？當一名在位者面臨敗選的風險時，他可以通過重新劃定選民范圍來排除敵對選民，從而減少敗選風險。也就是說，選區是可以被人為改劃的，盡管這種機會并非年年有，也許對這位不受歡迎的在位者來說，遠水救不了近火。
通過操控選區改劃使得一名國會議員落選的幾率是極小的。另外，選區改劃一方面基本上確保了再次當選，一方面也使得該國會選區里的選民高興。畢竟，選區改劃意味著候選人獲得區內多數選民的支持。假如選區改劃行不通，還可以進行其他的規則改變。比如說，禁止集會，當然是以公共安全的名義。
建立一個小的聯盟是生存的關鍵。需要打理的人越少，越容易保住位子。剛剛上臺要保住權位很困難，但一名成功的領導人能夠攫取權力，對助他上臺的聯盟重新洗牌從而大大加強自身力量。一名聰明的領導人會將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魷魚，替換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將朋友親信塞滿聯盟，除非他回報他們，否則他們不會保持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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