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一則關于“社保帶回家”的提案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社保帶回家的提案，來自于全國政協委員司馬紅。司馬紅委員建議“將社保的社會統籌部分金額與繳納地解綁”，如果民眾從工作地轉回老家，企業繳納的統籌賬戶資金也要跟隨一起轉移。
我國養老金實行個人賬戶和統籌賬戶相結合的方式，員工繳納的資金進入個人賬戶，單位繳納的資金進入統籌賬戶。這種方式讓社保的異地轉移很不方便，如果一個人從工作地回老家或者去外省工作，但是還沒有繳納完15年的最低社保年限，那么他能帶走的只有個人賬戶的資金，而企業繳納的更多的部分只能放棄。
這種制度障礙既阻礙了人員的自由流動，也降低了很多人繳納社保的積極性，尤其是很多進城務工的靈活就業人員，因為預期自己很難繳滿15年社保，既然將來離開工作地之后要損失大部分統籌賬戶資金，所以就干脆選擇不交或者少交社保。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也就更沒有積極性為這些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交到統籌賬戶的資金，原本可以成為企業的利潤，甚至可以直接給員工多發點工資，增加企業的人才吸引力。
這一次司馬紅委員提議社保賬戶的所有資金實現“錢隨人走”，讓社保可以帶回家，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社保異地轉移的長期痛點，提升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積極性。
從個人角度來看，社保帶回家的辦法當然極具吸引力，不過，提案變成現實的挑戰還是很大。
最近幾年，我國養老金的收支壓力越來越大，雖然從總量上來看，在全國范圍內的收支尚有盈余，2021年累計結余4.8萬億元，可以滿足14個月的支付，但是結構性壓力非常突出，尤其是東三省等部分省市，缺口壓力越來越大。
在總量盈余的背景下，我國開始采用“富省補貼窮省”的辦法，緩解養老金的結構性壓力。2018年7月份，我國開始實施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各省市按一定比例上繳養老金，由中央統一調劑使用。中央調劑制度實施四年以來，共跨省調劑資金6000多億元，極大緩解了部分省市的養老金缺口問題。
今年1月份開始，養老金中央調劑制度再度升級，開始正式實施全國統籌，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中央調劑制度之下，各省市只需按一定比例上繳養老金，而今年開始全國統籌之后，地方省市的養老金要全部納入全國統籌的大盤子里，根據不同地區的余缺情況統一調度使用。
在我國養老保險正式進入全國統籌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如果讓社保資金可以跟隨個人的流動，實現錢隨人走，社保帶回家，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養老基金的全國統籌能力，加大部分省市解決養老金的缺口壓力問題。
更現實的挑戰在于，社保資金帶回家，前提是統籌賬戶里有錢可用。但是，隨著我國養老金的收支壓力越來越大。所以，當前我國養老金的最大挑戰還在于缺口問題，在養老金的缺口問題真正得到有效解決之前，其他問題都暫時是次要矛盾。
如何解決養老金的缺口問題？目前來看，延遲退休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路徑。我國的十四五規劃已經明確“要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今年3月份開始，江蘇省已經率先開始推行延遲退休，“推遲退休的時間最短不少于一年”。預計很快將有越來越多的地方省市推出各自版本的延遲退休方案，延遲退休已經從設想一步步變成現實。
從解決養老金壓力的角度來看，延遲退休既可以讓人們多繳納幾年養老金，又可以減輕當期養老金的支出壓力，可以從收支兩端緩解養老金的缺口壓力。所以，自然也就成為解決養老金缺口的突破口。
不過，我國養老金的缺口壓力，成因非常復雜，所以，解決辦法也應該多管齊下，對于民眾而言，需要接受延時退休的現實，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也還需要對社保體系有更大投入。
我國養老金體系之所以形成了較大的缺口壓力，和當初的制度設計也有一定的關系。上世紀90年代，我國開始推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當時大約2000萬退休人員沒有繳納保險金，但是視同繳費。這部分人的養老金通過下一代人繳納的統籌賬戶來解決。將上一代人的歷史欠賬交給下一代來解決，前提條件是未來一代人比一代人的經濟條件更好，反之，上一代人的歷史欠賬，就會給下一代人帶來巨大壓力。
對于養老金的歷史欠賬問題，人社部曾經在前幾年表示，“歷史債務問題是由國家財政和社會保險共同來彌補的，但主體是社會保險費的征繳收入。”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加之老齡化時代到來，養老金的歷史欠賬，或許需要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可否認的是，最近幾年，我國對養老金體系的財政投入一直保持較高增長，如果沒有財政支持，出現養老金缺口的將不只是東三省等幾個省市。不過，如果以更高的標準來看待財政投入，其實也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然較低，我國包括養老在內的社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大概是12%，而西方國家普遍在30%以上，即使不考慮我國對養老金的歷史欠賬問題，財政投入也應該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或是增加直接的財政投入，或是劃轉更多的國有股權補充社保，以及增加更多的國有企業分紅等等……
只有當養老金體系的資金越來越充裕，缺口壓力越來越小，對于社保帶回家這樣的便民方案才可能有更多操作和實現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