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近日發布的國際比較項目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中國GDP有望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消息一出，輿論并未大嘩，而各方解讀頗為耐人尋味。
對于中國媒體的“淡然處之”，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者戴維·皮林認為，這是因為媒體受到了“管制”，而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讓媒體“歡呼雀躍”是因為遵循改革開放之父鄧 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
戴維·皮林們注意到了中國媒體的低調，但卻給出了錯誤的解讀。中國媒體面對“GDP冠軍”稱號的低調其來有自，非關政府“管制”。多年以來人們即已認識到GDP總量和人均的區別、GDP和可支配收入的區別，以及GDP與幸福指數等等的一系列不匹配。換言之，近年來，中國人已經從現實中得到了持續的去GDP情結的教育，隨著一個個指標的漸次完成——最大的鋼鐵、水泥等的生產國，最大的制造業國家，最大的貿易國等等，我們心態日趨平和的同時，也的確發現在很多時候一個指標的完成，更多是一個數字意義上的達標，而且代價可能不菲，在解決了很多問題的同時，又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落后挨打的歷史造成了我們長期的趕超心態，曾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GDP情結”，或體現為李鴻章時代海軍艦船的噸位，或體現為孫中山時代的十萬公里鐵路，或體現為毛 澤東時代大煉鋼鐵之趕英超美。時至今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望已經與時俱進轉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復興”所蘊含的內容之豐富，對軟硬實力、制度文化的可持續競爭力等等的要求，遠非一個GDP老大所能涵蓋。
從國際上看，各國對于氣候變化和降低碳排等議題的關注日甚一日，相關議題成為國際政經格局中重要的角力點，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國家，中國越早為之計越避免被動。
從國內看，霧霾籠罩大半個中國的景象令“唯GDP論英雄”的發展思路已經越來越不見容于社情與民意，以毀壞環境為代價得到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失去其正當性。事實證明，一個非環境友好型的社會既無法建設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更無法打造出一個創新型國度。
至于有關高GDP能夠提振人們對經濟和時局的信心的說法，其實也有落伍之嫌。世易時移，如今老百姓更關注身邊的微觀經濟學，多選擇以就業、實際收入和支出、物價水平、社會保障等指標來判斷經濟運行的好壞。單純一個GDP的高低，已經不足以左右人們的信心。
事實上，引領美國走出復蘇并奠定其戰后長期榮景基礎的“新政”，也從未以具體年份的GDP指標來提振人們的信心，而更多是以就業的前景、政府的福利開支、財富的更合理的分配等等來達致目標。“功夫在詩外”，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美國是以一場“社會革命”走出了經濟危機。
如若覺得身邊的經濟學指標過于微觀，而社會工程的指標過于難以量化，那么我們依然可以選擇如下的權重：帶動了多少民間投資，民企的數目增加了多少，提高了多少就業水平，人們的醫療、教育、住房等負擔減少了多少等等。
數字游戲非信心之基，信心建立在人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上，不建立在干巴巴的GDP數字上，而高GDP下的普遍蕭條感則更是一種最壞的結果。
不惟GDP論英雄正成為各界共識。事實上，早在1972年，羅馬俱樂部就發表了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提出人口、糧食、資源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對增長的挑戰，強調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制約將使經濟增長最終失去發展的意義。
多元目標的實現需要更多的量化指標，接下來的難題是，在GDP之外，我們能置辦出一套替代性的指標體系嗎？
清華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曾組織相關課題組編制一套民生福祉指數指標體系。該課題旨在構建一套科學的指標體系，改變GDP導向的地方政績評價系統，引導各級政府圍繞改進民生開展工作。課題組構建了包含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的指標體系，在福祉指數指標體系中，一級指標包括居民生活、生態環境、社會環境、公共服務，二級指標有收入與就業、消費、收入分配、環境治理、環境滿意度、安全感、政府治理、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用設施，整個指標體系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總體狀況。
從指標體系的構成中不難看出對國外相關領域領先成果的借鑒——從1990年開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公布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醫療、教育和收入水平三個維度衡量發展；2000年聯合國千年峰會上發布了八項“千年發展目標”以及相關的18項具體目標和48項指數；不丹研究中心構建了不丹幸福指數，指數包括168個變量，涉及心理幸福、生態、健康、教育、文化、生活標準、良治等諸多方面；目前世界最有影響的相關研究為“世界價值調查”，從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對影響個體幸福進行了實證分析，涉及200多個變量和59個國家樣本。
除了民生指數指標體系外，國內諸多政府部門和研究單位對于如何以一個涵蓋經濟、環境、社會、人民幸福感等多種因素的指標，取代單純的GDP指標來評價地方經濟的發展，已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例如，國家統計局編制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指標體系》、國家發改委和杭州市政府編制了《生活品質評價指標體系》、環保部編制了《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考核指標》等。
然而，就現階段而言，所有這些成果都只能對惟GDP論英雄的傾向構成某種矯正，而無法替代GDP。吳曉靈也曾公開表示，建立新的評價體系只是從側面來引導和推動政府為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質量而開展工作，而不管在統計GDP的技術上存在什么樣的問題，GDP的考核體系永遠會存在，因為它畢竟是測量經濟發展的一個客觀變量。
害就在于“考核”二字。在一個中央集權制政治體系內，一個考核指標的正當性在于能令所有被考核方心服口服，就當下而言，只有“面目可憎”且“干巴巴”的GDP指標能做到這一點，而其他任何牽涉到居民主觀感受和評價的指標只能作為“參考”指標存在。
或許要等到地方官員的“考核”既要考慮上級的硬性指標，又要綜合在地民眾主觀感受的時候，GDP指標的核心地位才會被取代，從而成為一個“參考”指標。
